易铁：传销之难源于各种传销犯罪的分类混淆

打击传销的法律法规主要依靠《组织领导传销罪》、《禁止传销条例》，传销行为具有多面性、多样性。从资金积累的角度上来说多层次只是一种形式，这种形式可以进行各种赤裸裸敛财的诈骗，可以进行直传两条例约束内的合法直销行为，也可以玩擦边球利用互联网跨境遥控操作。也就是说与各种诈骗手法组合就是异地传销或网络诈骗，与市场行为组合就可能是扰乱市场的传销，也可能是直销业违规的短期行为。

目前传销现状，异地传销未能根除，网络传销开始泛滥，直销业尚有不规范者；泛滥的网络传销中又包含有各种诈骗行为和合法资质的非法操作，而统一用一个宽泛标准来定义诈骗行为和市场行为，不作区分，造成大众对传销犯罪认知的混乱，也会干扰直销业的有序良性发展。

一类，最恶性的异地传销。该类传销以异地居住，谎言邀约、五级三阶制为特征，或冒用直销公司名义，或打着西部大开发、连锁销售、资本运作为幌子，进行空手道诈骗行为，要产品没产品，要公司没公司，所有课程中均赤裸裸的宣传标榜各种欺骗性素材，肆无忌惮的欺骗。异地传销多以380万甚至1040万的诱惑，多数长时间参与者都是明知故犯，百万千万的诱惑和两三年牢狱的惩处力度，导致赔钱者、投机者会放手一赌，现有法律很难有效震慑。

由于该类传销是传统形态的传销，大多情况下均以传销定性而取证，因参与者在洗脑后否认自己参与传销、拒绝交代上下线关系，以及其特有的层层保密欺骗，造成极大取证难度；一些重灾区基层执法为了有效打击传销团伙的嚣张气焰，使用非法拘禁罪、教唆罪等，都是因取证难度导致的不得已而为之；如果地方政府不耗费人力物力长期坚持，短期内就会迅速恢复生机，形成屡打不绝的现象，执行难和低判罚力度是治理该类传销最大的瓶颈。

在异地传销的调查中，偶有遇到以诈骗、经济纠纷处理的成功案例。

二类，诈骗性质的非法集资类传销，以私募基金PE、虚构国外基金、国外网站等各种名目进行诈骗，初始看起来有公司、有网站，其实都是诈骗行径，由于境外背景导致证实有难度，同时被执法机关发现后马上变更网站地址，变更发展下线地点打游击战，查证难度高。该类传销组织是网络传销泛滥化过程中的主体部分，流行与各个论坛和QQ群的SMI、优耐克、白宫资本、黑石基金、红杉私募等等为代表，案例少但花样最多，随时换个名字换个网页就可以重新开始诈骗。目前案例大多基于关闭网站、屏蔽境外服务器、和积极的媒体预防宣传等操作。因短期性质诈骗手法低级，一定时间后会自行崩盘解体，同时因上下线之间互不相识，传销罪取证难度大，执法成本高，成功破获的案例所占比例非常少。

2011年7月至12月，六部门在全国组织开展打击网络传销违法犯罪专项行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全国20余个省区市的工商、公安机关共查处网络传销案件100余件，涉案金额超过20亿元，罚没金额1.6亿元，逮捕和刑拘网络传销头目300余人。以上数据与媒体调查的上千万参与者的网络传销，小巫见大巫，以极少数案例震慑各种名目不停变异的网络传销，会产生什么效果显而易见，明知故犯的投机者如过江之鲫。

三类，具备境外合法身份，在境外操作，国内拉人的传销，以亮碧思、科士威、MDG-ABM-麦酷-美亚国际、立新世纪、月朗国际等为代表。在境外交钱或者汇钱至境外账户，国内发展下线。目前执法层面只能处理其在境内的行为，操作难度大，往往被执法机关查证之后，该类公司将责任丢给境内经销商团队，金蚕脱壳，导致屡打不绝的被动局面。一般执法操作只能局限于某一个区域的某一个分支团伙，以传销罪名执行居多，偶有非法集资罪名或诈骗罪名。

该类型往往都是能够长期存在的组织，其中以亮碧思为代表，活跃了数年时间，每年依旧祸害广东人无数。从法人主体上来说，主要涉嫌偷税漏税，非法运营，涉及现有法律的真空地带，如果以偷税漏税非法运营等罪名难以针对个人行为执法，又形成执法瓶颈。若让境外直销企业在国内设置过渡性分公司，令其处于直销管理条例的监管视线之内，则需要更新现有的直销报备手续。（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便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，治理混乱的多层次营销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，不能指望球踢到国外就能有个好的答案，更关键的是国情不同衡量标准不同。）

而境内传销分子看准这一点，效仿境外传销操作，用出口转内销的手段规避国内法律，其中以香港注册背景的世界通、蝴蝶夫人最为典型。

四类，具备国内合法身份，不具备直销资质未经备案，进行会议营销、人际网络营销的行为。

以天津天凯、易迅传媒、太平洋直购为代表。在处理上比较多样化，多有非法集资定义，也有较多采用传销罪定义，一般由基层执法根据具体情况选择。从整个预防传销的大局来看，该类型对大众造成的困惑最多，因其操作中诈骗成分少识别难度高，表面上看起来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市场行为，还能不定期的自我调整，很难从学术层面及时定性。往往媒体声讨一年还能活蹦乱跳，继续会议营销对抗媒体预防传销宣传，这种奇怪的现象已经不能用取证难办案难来解释。

对该类型行为，初期详细的备案资料、规则制定、资金监管、人员监管，看起来可以起到预防作用，但是以此作为前提，却往往会被别有用心者用来诱惑参与者，同时和现有过渡性法规也有冲突，会进一步导致执法部门公信力降低；这就需要在执行程序中，具有更细化的中间衔接环节，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，在监管和公信力两者之间寻求平衡，而不是简单讲原则、粗暴的执行、无谓的踢皮球拖延时间。如此局面继续下去，类似太平洋的这种尴尬还会发生，公众也会继续放大“放水养鱼”的怨气，所以进退两难的源头在于法律操作的过多弹性空间，和面向对象的不确定性（传销会随时间进一步变异）。一个案例足以令大众质疑法律的公平性，何况如今泛滥的网络传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