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间反传销争议中前行 政府购买或是最好出路

　　C 乱象：泥沙俱下有人捞钱为生
　　今年，吴俊新收了3个徒弟，平均年龄22岁。“我们都曾误入传销组织，因痛恨传销，自愿加入传销反击战的，不过都要瞒着家人，就说在广东打工。”徒弟梁星说起话来，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。
　　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梁星瘦得跟猴子似的，近1米8的身高只有100斤，走在路上就像一个移动电线杆。在他之前，已经有两批徒弟受不了各类困顿而“跳槽”。
　　“每个月的开支多了近2000元，有时候4个人挤一间双人房，还得提防查房。”吴俊带着一种恼火的口吻说，联盟是半公益性质的，车费、吃住由求助者提供，此外只能依靠捐款，最多时一年有10万，基本能保持运作，但所剩无几。偶尔遇到“坑人”的求助者，找到人后“跑路”了，不肯订回程车票，也只能自认倒霉。
　　毫无疑问，金钱已然是谈论民间反传销圈子不可避免的话题。前段时间，《新京报》报道一反传人士收费1.6万元窝点捞人，成了网民热议话题。吴俊透露，这个圈子鱼龙混杂，有的是私家侦探混了进来，他们的名片贴在京津冀等地的廉价旅店。
　　多个信源告诉记者，多年来，踏入这个江湖的人不断演化，有的因顶不住生活的窘迫退出，有的因身体被拖垮而金盘洗手，有的则从侠义心肠走向了捞人赚钱。目前国内活跃在一线的职业反传销者还有数十人，这些人分散成多个小团体单兵作战，像是一个个反传分舵。
　　“1.6万元算少的了，普遍要价是捞一人2-3万块。前段时间，有个人混进了反传QQ群，根本不懂找人也敢接活，光是在南昌手机定位，就收了7000块的前期费用。”谈起圈子的乱象，吴俊显得有些激动。
　　曾受到吴俊师徒帮助的马材汇坦言，这些年来，民间反传商业化的现象比较严重，比如，部分反传人士出师后自立门户，收费反传等。他说，反传人士要维持基本生活或者团队的运营，收费可以理解，每人收费1-2万元是合理的范围，但收费要因人而异，家庭困难的求助者，应以公益性为主。马材汇感慨，这两年找人越来越力不从心，茫茫人海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传销受害者能自己逃出来的概率太小。如果找对有经验的人，就算花点钱也无所谓，但如果对方是个新手，找人容易陷入僵局，花费周期长，家属承担的费用压力也会增大。

 

　　D 建议：政府购买民间反传服务
　　面对数量庞大的传销组织，反传销人士就像一根鱼刺般渺小。吴俊摇了摇头说道，反传确实是一个不该存在的职业，这原本是由工商部门、公安部门来执法打击传销团伙。但公安局人手不够，经侦大队可能就7-8个人，7-8个人管80多种经济犯罪，有的时候也是分身乏术。
　　在他眼里，反传销应该堵源截流，而“截流”的关键点在于社区，“传销窝点大都分布在居民区，一个房子，住了十几个人，房主难道不会起疑心吗？严格规范租屋，房主就不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”
　　此外，他认为打击传销的最好方法，是政府购买民间反传服务。“现在政府和心理咨询室合作打击传销，但咨询师了解传销吗？做过传销吗？怎么反洗脑？国家每年都下拨打传经费，如果用这笔钱购买民间反传服务，在各地建立反传办事处，求助者不用出反洗脑、反传销的钱，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保障，也不用四处奔波。”
　　今年，吴俊等人提交了注册书，计划以“中国反传销联盟”的名义注册为民间公益组织，但迟迟没有批复。对他来说，注册成公司完全商业化运行，过不了心里这一关，最好的结果是注册成民间公益组织，摘掉尴尬的“帽子”，让人们信赖、支持联盟。但他坦言没抱多大希望。
　　“一路风雨，一路坎坷啊。除非国家明令禁止不能民间反传，或者社会真正不需要我了，我才离开。现在嘛，还是再等等吧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吴俊用双手擦了把脸，以驱除连日来的疲惫。窗外，是人来人往的闹市，谁也不知道，这里边是否还有迷途羔羊。
　　（文中传销受害者和家属为化名）

　　链接
　　一位资深反传销人士告诉记者，传销的方式有好几百种，可大致分为北派传销和南派传销。
　　北派传销的典型特征是，一般以打着公司旗号帮公司买所谓产品从中获得奖金，军事化管理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，生活环境差，控制人身自由。南派传销则一般6个人住在高档小区，来去自由，一对一的做“思想工作”，以异地投资、资本运作为由进行诈骗，受害者多是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素质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