评选“传销城市”更能警示地方政府严格执法

　　“无传销城市”不表示没有传销
　　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个真相是：“无传销城市”不等于绝对意义上的零传销城市。
　　2017年7月28日下午，一对四川来的夫妻来到九江市浔阳区公安分局白水湖派出所求救，称女儿小周被骗至传销组织。当日下午，警方成功解救了小周在内的2名受害者。之后没过几天，8月初，九江市被认定为“创建无传销城市达标城市”。
　　虽然警方成功解救了受害者，但此事还是反映出九江市存在传销组织活动，那么“无传销城市”又是怎么达标的呢？这样的“无传销城市”评选，其意义令人怀疑。
　　再看另外一个案例。2017年2月27日，广西公布2014-2016年度无传销城市，来宾市赫然在列。而众所周知，来宾市曾有“传销天堂”之称。当然，落后地区也要允许进步，在当地媒体报道中，来宾市被认定为无传销城市，是对该市打击传销工作的认可。据报道，2016年来宾市破获了2起传销大案，涉案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规模。
　　但是“无传销城市”这个称号就更令人困惑了。为什么分明有传销甚至有传销大案的城市，可以获评“无传销城市”呢？甚至会给人一种印象，会不会传销越猖獗的地方，越容易出打击传销的“成绩”，也就更容易评上“无传销城市”？

　　“无传销城市”缺乏明确标准
　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，是因为在国家层面，没有一个统一、明确、清晰的“无传销城市”认定标准。标准是由各省、自治区自定的，一些标准弹性很大或过于随意。
　　比如甘肃省规定六种情形不得认定为无传销城市，其中包括“传销问题被省级以上媒体曝光的”。难道传销问题的严重性跟曝光媒体的级别相关吗？很多地方都规定“打击传销有力”是必要条件，但这也是很模糊的标准。
　　在“无传销城市”下边还有“无传销城区”、“无传销社区（村）”等等。评选办法是一级认定一级，也就是说，非“无传销城市”可以评选它下辖的“无传销城区”，非“无传销城区”可以评选下辖的“无传销社区”。
　　比如合肥一直没有评上“无传销城市”，但是2016年合肥市认定了它下辖的巢湖市为2015年度合肥市“无传销城市”。还有，2015年天津市认定了7个区为2014年度“无传销区”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静海区。
　　一级认定一级的本意是由下到上打击传销活动，但在实际中“无传销城市”、“无传销区”像荣誉证书一样层层颁发，有一种“比烂”的意味。即使传销活动高发的城市，也要评出自己的“无传销区”，传达的不是根治传销的决心，而是自我安慰的心理。
　　最重要的是，治理传销本就是相关部门的分内之事。“无传销城市”不该是一种荣誉，一种表彰，而是每一个有作为、有担当的城市的底线。如果为了创建“无传销城市”，而去搞运动式治理，评上之后便懈怠放松，那么传销还会“春风吹又生”，这样的“无传销城市”也就毫无价值。
　　我有一个建议，与其评选“无传销城市”，倒不如评选“传销城市”。“无传销城市”是白名单，“传销城市”是黑名单。无传销是职责所在，有传销、传销高发是失职，白名单的鼓励效果，应该远不如黑名单的警示效果。